如何理解NGO、社区组织的利益相关方

时间:2013-03-04 11:34:13 点击: 【字体: 收藏

导读:产生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与实 践当中的利益相关方理论在进入社会领域后,必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相比较于经济生活,社 会生活更为复杂和整体化,通过NGO、居委会与社区组织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和推广,非常有希望对 这一理论进行新的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发展本土化 的利益相关方理论方法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实践这两大领域都将大有可为。

 

    在各种NGO、居委会或社区组织开展的活动中,利益相关方是一个常见的名词。但是笔者在参与诸多活动的过程中,感觉实际上很多组织和个人对利益相关方的理解并不是非常恰当的,再加上NGO和社区关注的诸多问题又是社会性的复杂问题,因此通常将所有NGO和社区组织可以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笼统的称之为利益相关方,但是这样的做法不但难以真正发现利益相关方,而是实际上影响了NGO和社区组织在寻求自身定位和解决问题上的有效性。究竟什么是利益相关方?
    利益相关方是来自于英文里面的stakeholder翻译过来的一个词语,国内也有研究者将它译为利益相关者。1963 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首次定义“利益相关者”( stake holders),此后在当代西方的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产生的最初动因是对“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实践的质疑,这个词在英文较容易理解,意即参股人。作为参股人,就要冒一定风险:如果你我进行合作,股票有可能会升值,大家从中获利;如果你不努力,不负责任,大家都会受损失。

    通过弗里曼的著作,这一概念由一个研究术语转变为一个公众语言,他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能够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或目标的人或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或目标影响的人或团体。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关于利益相关方的讨论甚至开始进入政策话语,对许多欧美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概念出现并得到广泛的认可,英国工党领袖T•布莱尔( Tony  Blair, 1997)甚至提出发展以“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而不是发展以传统的股东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的“新经济观点”。

 

    在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的研究中,有着众多的理论流派和对利益相关方的分类方法,由于关注于企业经济与管理的研究对于利益相关方的分类更加关注管理效率愈收益,在此对这些理论和分类给予简要的介绍,将有助于NGO、居委会和社区组织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时候能更为系统有效的运用这一方法,明晰行动的目标,提高行动的效率。Charkham按照相关者群体与企业合同关系的性质,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利益相关者(Contractual Stakeholders)和各种公众型利益相关者(Community Stakeholders),前者包括股东、雇员、顾客、分销商、供应商、贷款人等,后者包括全体消费者、监管者、政府部门、压力集团、媒体、当地社区等。Clarkson根据承担风险的方式,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动的利益相关方和被动的利益相关方,前者是那些向企业投人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或非人力资本从而承担了企业某种形式风险的人或群体, 包括股东、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等,后者是“ 由于企业的行为而使之处与风险之中的人或群体”,比如社区、政府、媒体等。他还根据联系的紧密程度分为首要的利益相关方和次要的利益相关方,前者是指这样一些个人和群体, 倘若没有他们连续性的参与, 公司就不可能持续生存, 包括股东、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等后者是指这样一些个人和群体,他们间接地影响企业的运作或者受到企业运作的间接影响, 但他们并不与企业开展交易, 对企业的生存也不起根本性的作用,比如环境主义者、媒体、学者和众多的特定利益集团。Mitchell将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类潜在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从公共关系的本质上看,任何一个组织,不论其开展公共关系的诉求是什么,使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手段,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和渠道,其目标受众都是利益相关者群体。那么在了解利益相关方的基本理论语分类之后,接下来就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在NGO或社区组织、居委会组织的活动中真正体现这一名词所具有的要求;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本土的实践中应用好这样一种理念。
    从第一个方面讲,我们所谓笼统的利益相关方实际上在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中的相关的利益实际上并不时相同的,相反,各方的利益不但存在着分歧、矛盾甚至是冲突,在一般的社会事务和问题当中,利益相关者一般包括政府部门、法律部门、商业组织、行业组织、媒体、意见领袖、社会公众等。NGO、居委会与社区组织的价值恰恰是在其中扮演着各利益相关方协调者和综合者的角色,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所有的参与者转变为真正的利益相关方,使各方明白通过参与能够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回到这样的思考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NGO所苦恼的 因为政府某部门的负责人变动带来的前期所做工作的功亏一篑的状况会变得乐观起来,因为政府作为一个高度科层化(官僚化)的组织,它本身具有的逻辑很难因为人事的变动而改变,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讲,离开的政府官员不过是庞大的机器之上的一枚螺丝钉,政府自身对于统治合法性、意识形态和发展政绩等等的追求在大的脉络上是很难改变的,如果更加明确的开发出目前我们政府在活动中真正的相关利益,而不是围绕脆弱的个人关系开展活动,NGO组织的活动将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回到NGO组织本身的利益上来讲,很多NGO组织都认为自己是代表公益事业和公共精神的,但是这样的提法实际上也恰恰与NGO自身所倡导的立场是相矛盾的,NGO在无形中所宣称的道德优越性所背离的。NGO组织并不能代表所谓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因为社会公众是一个杂合性的概念,如果NGO非得宣称自己可以代表,那么实际上意味着NGO将是谁也代表不了。


    从第二个方面讲,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很多逻辑在运用产生于西方的利益相关方这一词语时有很多的特殊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关于利益相关方的理解是不同的,特别是自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展依然相当迅速的情况下,对于利益相关方的理解必须充分的建立在对于不同群体的解读之上。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和开发利益相关方的问题,由于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社会各活动者的主体性和角色自觉并不明确,在很长的时间里强调社会利益,一个组织或个人提到利益时总是联想到很多负面和不光彩的一面,NGO在运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对于许多初次接触这一概念的人来说,必须有着必要的解释与沟通环节;在改革以来的快速市场化阶段,天平又错位的摆向对纯个人利益的强调,如何在个人之外建立真正的公众和社会利益,或者说在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寻求良好的结合点,成为社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利益相关方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发现整体性的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结合点,通过解决每一个参与者想解决又解决不了的问题,利益相关方真正的将所有可能的行动者连接起来,也才能使参与者意识到公众利益的重要性;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人情、关系、面子这几个词语几乎构成了早期海外学者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既附着于各方的利益之上,又在文化的语境中限定着利益的展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实是中国语言中对利益相关方的一种表述方式,如何在实践中开发传统文化中的要素,使参与者更加形象的理解利益相关方的概念并运用到实践的问题解决中,将有很大的空间,也为NGO运作中的本土化与知识创新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产生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当中的利益相关方理论在进入社会领域后,必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相比较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更为复杂和整体化,通过NGO、居委会与社区组织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和推广,非常有希望对这一理论进行新的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发展本土化的利益相关方理论方法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实践这两大领域都将大有可为。

 

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焦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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